——读报随感之十

     我几乎每年都十分关心高考的作文题和发表的优秀作文，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在我的影响下，我们全家对此都议论不休。就连我小学3年级的孙女，也跃跃欲试，打算在暑假模仿大哥哥、大姐姐写一篇《隐形的翅膀》。

    今年高考作文题我浏览了一遍，根据专家分析，在全部20条作文考题中，属于命题作文占了一半，其次是材料作文有8条，而话题作文只有两条。这是一种求稳的做法，因为命题作文审题难度小，容易尽快开题，确定立意进入写作状态。但缺乏思维空间，思路较窄。材料作文是给以一定的条件，如绘画或文字，自己命题进行写作。北京的作文题：请以“隐形的翅膀”作为题目，除诗歌外文体不限”，这就是材料作文。至于话题作文是以给与的话题为中心，要求围绕这个话题写出文章。这样考生不容易掌握分寸，而且有把事先准备好的文章背抄上去的可能。这次只有广东和江西出了话题作文题，如广东的考题是：谈谈你生活中与“常识”有关的经历或你对“常识”的看法，自拟标题。江西的作文题是：以一个社会热点，作为评论的中心——兽首拍卖，要求写一篇议论文。此外，我认为这次上海的作文题太偏太难，题目是：有人说郑板桥的书法“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以此写一篇作文。我不知中学语文课本是否有郑板桥书法的介绍，否则只能交白卷了。我认为出这样的题要求中学毕业生去做，不太确当。因为它难以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思维空间，问题有局限性。我不赞成。

    我以非常喜悦的心情读了《北京青年报》在6月28日及时刊登的7篇北京高考优秀作文，我读后总的感觉是这些孩子的最可爱之处是知识面比较宽，读的课外书比较多，思想比较活跃，对事物能有想象的空间，有的文笔老到，很有文采。作为爷爷辈的我，读了他们的文章，深感“后生可爱”，而不是俗说的“后生可畏”。当然我也同时感到一种现象，就是这些高分的学生比较集中在北京著名的重点中学，例如北京二中、人大附中、101中和十一实验中学。这些学校几乎都在西城区和海淀区。这一点既让人羡慕，也令人担忧。中考比高考还要紧张，择校难以解决，说明首都教育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怕一时还无法解决。拿我的切身感受来说，孙女暑假后升小学四年级，现在就不得不要为她的小升初操心了。

    这次全国高考作文还有两件引人注目的事例，一是所谓湖北省的最牛满分作文《站在黄花岗陵园门口》的文言诗；一是四川考生用甲骨文等古文字写的《熟悉》作文。人们在赞叹这两位奇才的同时，也为他们的高考低分落选而痛惜。因为他们总分仅分别为370分和428分。他们这样标新立异的动机如何且不去考虑。正如许多老师和网友所说，中学教育是一个打基础的普通教育，也是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德、智、体全面发展是中等教育的任务和目标。针对高考而言，必须全面考察，不可能录取偏才。所以他们两位的高考失败是必然的。有趣的是，古诗作文的考生并没有去过黄花岗，仅凭想象和脑里的记忆写成的，是否事先有成稿不得而知。但从一般常识判断，曹植7步只写了4句五言诗，而这位同学却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扬扬洒洒写下50多行古体诗，我读了真觉得不可思议。复旦教授已答应在古文字考生小黄读完大学本科可以报考他的研究生。

    总之，我认为高考不仅是考学生，同时也是对我国教育制度和教育现状的一次考试。希望有关当局认真总结高考出现的种种现象，加速教育改革的步伐。

——读报随感之九

    历年的高考，都十分牵动人心。考生的家长自不用说，实际上全社会都在关注。这是因为人们意识到高考关系到青年学子或自己儿孙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在社会舆论和媒体宣传方面，这几年愈演愈烈。大约一个月前就开始见诸报端，临近时则连篇累牍。为了准备高考，公安、气象、交通、医疗、餐饮和房屋租赁都纷纷上阵，考后对成绩发表也大加宣扬，给成绩优秀的孩子戴上“状元”、“探花”的桂冠，热闹非凡。我们当年考大学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景象。尤其使我困惑不解的是家长们在考场外翘首以待还不算，在考生结束考试时，还打出横幅，上书“你们辛苦了”。不知这些家长是什么心态。孩子参加高考本来是件很普通、很平常的事情。有什么必要打着横幅来迎接呢？我认为，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会加重考生的心理负担；另一方面其结果是加固了应试教育的根基。

    关于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讨论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但我的感觉是讨论归讨论，执行还是原封不动。试问，有哪个学校不把升学率放在第一位，有哪个家长不要求孩子考满分。这是教育改革的一块硬骨头，谁都啃不动，也不想啃。所以素质教育至今仍是说说而已。最近读了《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课题组首席专家蔡言厚教授在央视《新闻会客厅》的发言，题目是《理性看待高考状元》。他提供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通过对恢复高考30多年来1100多名‘高考状元’的研究分析，‘状元’毕业后职业发展较少出类拔萃，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这是花了3年时间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为我们教育界和全社会敲响了警钟。这就是应试教育带来的恶果。

  《贵阳日报》6月9日刊登了汪金友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不要考100分》。他介绍我国著名数学家陈省身院士给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题词：“不要考100分”，很多学生和家长都不理解。陈省身说：“考个七八十分，就可以了。如果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功课上，就必定会影响孩子的发展潜力和创造能力。”陈院士的这番话语重心长。我自己就有切身体会。我从小读私塾，从《百家姓》背到四书五经，四年级才上小学。所以我数理化一直不太好，勉强及格而已。但我语文始终拔尖。小学五年级就给当时上海出版的发行量最大的《小朋友》杂志投稿发表了，题目是《爱迪生是我们的榜样》。到了初中，我一直是班长，主编《蓓蕾》墙报，发表过一篇短篇小说叫《红叶》，是写两个恋人因抗战而分手的故事。受到语文老师很高的评价：“冰雪聪明，勉之慎之”。我当时是巴金的崇拜者，他的《家》我读了不止10遍。我的零花钱都买了书，星期天就逛书店、书摊。我的中外文艺书装满一个书柜。我的确就不是什么“高材生”，但我的发展道路和我从小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我的写作能力也不完全是靠学校的课堂培养出来的。

    面对现实，我们不得不屈从于现行的教育制度。所以要改的话，必须从教育体制改起。有人说，中国人口多，竞争激烈，没有应试不好办。我倒认为，如果我们国家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多开办一些大、中、小学，也鼓励私人办学，就像美国一样，教育普及的程度大大提高，使每个想升学并有条件升学的学生都有学上。到那时，我想实现素质教育才有希望。这是关系到振兴中华和持续发展的头等大事，相信中央一定会做出战略部署。

——读报随感之八

     语言文字是人类传递信息、交流思想和表达感情的工具与载体。它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不是一层不变的。我国历史学家郭沫若和于省吾认为我国文字在距今6000年前的半韶文化时期已形成比较完整的文字体系。多数学者则认为中国汉语文字的发源可以追溯到夏朝中后期被发现的甲骨文 为依据，距今已有4000多年。大体上经历了金文即刻在青铜器上的钟鼎文或铭文，它们与甲骨文极为相似。到了秦朝，秦始皇为了统一中国，在文字与货币均力求统一，于是由皇朝制定了以篆书为标准的文字，后由大篆简化为小篆。由于篆书在书写上比较困难，民间出现了隶书，东汉时期又由隶书演变为草书和楷书。楷书又名正书或真书。在南北朝时代已经盛行。东汉末年还出现行书，又称行楷，是楷书的一个支派。楷书和行书一直流传至今，广为使用，而草书则成为一种书法艺术。我们的印刷品极大部分采用宋体或仿宋体，顾名思义，这是自宋朝规范和木刻印刷的一种标准字体。如今正式公文和出版物不论繁简都是以宋体为基础。有趣的是经过专家考证，自宋元明清以来12种民间刻本所用汉字简体字多达6240个，平均每个繁体字就有3-9个不同的简体字。近代简化字运动始于太平天国，当时玉玺和官方文字都是简化字。他们简化了100多个汉字，其中80%为我们的文字改革所采用。例如他们把繁体字的“国”字“口”内的“或”字改成“王”字，成了今天的简化字。这说明汉字简体字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也看出这是人民创造的历史文化。也可以说这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必然现象。

    据台湾《联合报》6月10日报导，最近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在与侨联社访台人士见面时提出了汉语文字“识正书简”的主张，他强调印刷体尽量采正体字，一般书写可用简体字，才能与中华文化的古籍接轨，也希望两岸就此达成协议。这是一个文化交流的问题，没想到却遭到民进党的口诛笔伐，骂他是“秦始皇”、“卖国贼”。这些人知识浅薄到如此地步，我感到十分可笑。这里我不得不先解释一下，马英九所说的“正体字”就是我们所说的繁体字。它是在大陆解放后进行文字改革时，蒋介石在台湾自命为正统，把繁体字称为“正体字”。其实这是画蛇添足。汉字只有繁简之分，哪有什么正与不正之理。其实蒋介石曾在1923年就命令旧教育部研究简化汉字问题，他退居台湾后又提出汉字简化问题，由于大陆文字改革和岛内有人反对，使简化字赋予政治色彩，于是不了了之。所以对台湾来说也并不是什么新问题。

    中国文字改革是建国后的一次真正的文化革命。对此学术界早有争议，褒贬不一。其实鲁迅和钱玄同两位大师早就潜心研究文字改革问题，他们大力主张文字简化；胡适在“五四”运动中充分肯定了白话文和简化字，他们一致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从1909年到1937年抗战前夕，特别是1935年有200名国内知名的学术大师和专家学者，发表文章呼吁文字改革，提倡汉字简化。汉字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方块字，每一个字就是一幅图画，实在难学难记。不仅对汉字走向世界极为不利，而且也不利于国内扫盲工作。汉语简化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反复研究，终于在建国后不久的1952年成立文字改革委员会，集中多数专家进行研究，由政府正式公布三次方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是可行的，也为国际所认可。目前联合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以及四大洲、五大洋的华人社会使用最广的是简化字。目前只有香港、澳门和台湾仍沿用繁体字。这对于两岸四地交流诸多不便，何况在台湾也已经受到简化字的影响。例如“台湾”两字，简化比繁体笔划少一半，不少台湾朋友和商业来往也喜欢用简化字。不少简化字对大家并不生疏，过去称为“小写”，其实早已有简化字在民间流传使用。例如:“中华”的“华”字，“国家”的“国”字，：“体育”的“体”字等等。所以虽然简化字有个适应过程，但并非难事。所以我很赞成开始研究在港澳台大力推行简化字。

    由于网络与信息社会的到来，工作和生活节奏加快，世界各国的语言文字都有简化的趋势。例如我们在与外国朋友见面和交谈中，频频出现“Hi!””OK!”等简化字。它们的功能是能以最简单的词汇亲切表达我们的思想，

    马英九的主张引起台湾学术界的研究和争论是正常的，但不要动不动就贴上政治标签。事实上在我们大陆至今也仍有人主张恢复繁体字。他们的观点之一是计算机已经可以代替书写，繁体字更有利于输入。可以设想，尽管当初文字改革有不尽人意之处，但只能约定俗成，实行了近60年，现在想改回来谈何容易。这要牵扯到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出版等方方面面。即使我们认为现行简化字有不当之处，也只能实行下去。至多作些个别调整。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至于在台湾和香港、澳门以及世界华人地区推广简体字，无疑会更加有利于文化交流和人际交往。因此我认为：

     1．简化字可以逐渐成为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官方和商业的正式文字，从学校的文化课本实行改革。同时和汉语拼音与推广普通话结合起来。目前台湾“国语”很普及，尽管他们有少数用词和大陆有区别，但普遍讲得很好。有些台湾流行的词在大陆也悄悄兴起。这是互动的必然结果。但香港简化字和普通话都很不普及，回归前我曾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研究生班客座教授，讲课不得不用英文板述。目前特区各级领导人仍然讲香港粤语，似乎成了官方语言。这不利于交流，应该改进。

    2．繁体字应该保留，主要用于古代文献出版和有关研究论著以及书法艺术。过去我们大陆人士为了与港台进行业务交流，不少人的名片用繁体字，今后大可不必了。谈起书法，我认为由于计算机的过早使用，目前学生的书法水平明显下降了。有的研究生写的字和小学生差不多，这是值得引起教育界注意的。汉字书法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东方文化。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所以应该提倡在中小学练习繁体字书法。

    3．简化字应作为一种有利于外国人学习中文的工具，也是国内扫盲的有力措施；同时也成为适应快节奏的工作与生活要求的传递手段。

    总之，我们应该从历史发展和文化交流的角度来审视汉字简化问题。虽然我们不能说推广简化字与政治绝对无关，但这毕竟是个文化问题，我们不应该给它乱贴标签，使问题复杂化。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都采用简化字，它们都“卖国”了吗？我们应该认真学点历史知识，懂得汉语文字的来龙去脉。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理应为祖国的悠久文化而感到自豪，同时，我们也应该为华夏文明的繁荣发展而感到骄傲。

      ——读报随感之七 

         国际篮联于5月22日至24日在日内日瓦举行全体会议，23日下午中央局的委员们以闭门投票的方式，确定2014年世界男篮锦标赛由西班牙承办。据说在申请的5个国家中，法国和丹麦提前被淘汰，最后由西班牙、意大利和中国角逐申办权。遗憾的是中国在投票中第一轮中就被淘汰，最后在第二轮中西班牙以11：9战胜意大利，获得举办权。第17届世界男篮锦标赛将于2014年9月6日至21日在马德里举行，共有五大洲25支队伍参加。

    人们对这次申办并不像申办奥运会那样关切，但对篮球界和篮球爱好者来说确是一件大事，因为举办世界男篮锦标赛，不仅对我国篮球运动的普及和提高是很大的促进，而且能显示中国篮球的国际地位并取得社会和经济效益。所以中国篮协和北京市体育局以及球迷们肯定会感到失望和沮丧。

    关于这次申办，国际篮联在北京奥运会前就已经对北京提出希望。奥运会后，在2008年10月21日，国际篮联主席埃尔芬斯顿和秘书长鲍曼与中国篮协副主席刘晓农以及北京市体育局局长孙康林在北京饭店就北京申办2014年世界男篮锦标赛交换了意见。这说明国际篮联有这个意图，希望中国举办2014年的世锦赛。爱尔芬斯顿表示：“北京奥运会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一流的赛事组织能力和世界顶尖的体育场馆。五棵松篮球馆在奥运会期间成为世界篮球迷的天堂。”鲍曼表示：“篮球是北京奥运会最受欢迎的项目之一。奥运会开幕前篮球门票就销售一空。奥运会期间，中国球迷展现了他们的风采。”从这些反映来看国际篮联领导人倾向于在中国举办第17届男篮世锦赛。

    那么，为什么北京在这次申办中会落选呢？我并没有去打听什么内部消息，因为这种竞争难免有什么猫腻。国际奥委会尚且如此，何况国际篮联呢？但凭我的主观分析，我认为篮球的落选与2000年奥运会申办落选不同，前者主要是政治因素，而后者是技术原因，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篮球水平还大大落后于西班牙。

    篮球运动发源于美国，近百年来，篮球技战术发生很大变化。其主要趋势是改变了过去盯人防守和区域联防的打法，以积极攻击性防守为主要目标。进攻战术在运动员全面掌握高精技术的基础上打破固定位置的打法，提倡移动进攻，战术运用更加灵活。当我们欣赏NBA篮球赛时就能明显地看到这一点。美国在篮球运动上一直居于领先地位，从1936年柏林奥运会设立篮球项目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共取得13次冠军（其他只有原苏联、南斯拉夫和阿根廷各1次），这说明美国经久不衰的篮球优势。大家可能都知道，奥运会篮球赛的水平高于世锦赛，因为职业队可以参加。但也有一个趋势值得注意，就是当年美国梦幻一队出现时，几乎没有对手。但到北京奥运会美国梦幻八队在决赛中战胜世界冠军西班牙队就很吃力。这说明世界水平已普遍提高。这是可喜的现象。

    美国篮球有非常悠久的传统，他们在中学，特别是高中就有许多校代表队，每年在假期举行地区性选拔赛。学校俱乐部有专门的教练。我曾研究过美国篮球，也访问过在美国打过球的朋友，他们介绍美国教练几乎每人有一套战术，所以我们当时从美国《教练与运动员》和《体育画刊》等杂志上翻译出版过许多文章和篮球战术图解。但这些图解针对性很强，我们只能参考，难以照搬。因为整队的技战术水平和素质不一样。我过去常常举例向学生介绍美国篮球的普及程度，他们每个城市几乎天天都有不同性质和不同水平的篮球赛。为了让公众了解当天当地的篮球比赛节目，在每天更换的牛奶瓶盖纸上就印着比赛日程，可以说把日程送到千家万户，做到家喻户晓。此外，当假期地区学校比赛时，家长总要出席观战。如果自己的孩子被选上代表队队员，特别是获得胜利，他们就会当作是光宗耀祖的事情，邀请亲友来开庆祝“派对”。还有当某一城市举行重要篮球赛时，城市车辆会减少一半以上。这就是美国的篮球热。

    篮球传入我国比较早，据史料介绍，1900年，在沿海地区较大的教会学校就已开展篮、足、网球运动。1914年举行的第二届华北运动会就有了篮球比赛项目，以后的历届旧中国全运会都有篮球比赛。所以说篮球是最早传入我国的现代竞技项目之一，因此在国内有较广泛的基础，一度被称为“国球”。就在战争年代的解放区，人们也喜爱篮球运动，特别是部队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内容。贺龙同志在他的部队中就组建了篮球和排球的“战斗队”，活跃了战争年代的部队生活。后来其中一部分队员成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人。

    1950年我调来北京团中央后，由于我们负责体育外事工作，所以我有机会观看了也许是解放后的第一次国际篮球赛，是苏联男篮对中国男篮。当时苏联正准备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篮球实力很强。我们中国还没有建立国家队。只有北京大学的校队应战，也有业余队的成员，有一个队名很怪，叫“木乃伊”，几乎都是大学生。比赛场地在东长安街露天体育场（北京饭店对面）。我记不起当时的比分了，大概苏联队至少赢我们一倍的分数。这就是我们的起点。

    多年来经过大约2-3代人的努力，目前我国男篮在三大球中水平还是比较高的。贺龙同志很喜欢篮球，也非常关心中国篮球的发展，曾不止一次提出要研究如何“以小打大 ”的战术，解决身高的劣势。为此，当我在科研所情报资料研究室负责乒乓球和篮球项目的外国情报研究时，正好遇到巴西队以身高劣势 两度取得世锦赛冠军，我在1963年完成了《现代篮球运动中的身高问题》研究论文，发表后引起篮球界的重视。同时我还给国家队介绍了世界强队的情况。篮球界老前辈、国家体委球类司司长牟作云同志就推荐我担任篮球协会委员。论文内容大致是认为由于篮筐高度不变，各国运动员的身高不同，显然是不尽合理。矮个子必然要吃亏。但身高不是取胜唯一的决定因素，巴西队采用高速度和熟练的中、远投技术弥补了身高的不足。他们避免篮下争夺，取得了成功。这个结论对我国运动员有借鉴作用，也鼓舞了他们的信心。为此，我当时和新中国第一代篮球运动员如白金申、陈文彬、胡利德、程世春、钱澄海、杨伯镛、王永芳、余邦基、吕长新等人都很熟悉。他们大部分后来都是很出色的教练员。

    我认为，当前我们不能满足于世界排名第十的位置，也不要陶醉于奥运会第八的名次。我们必须迎头赶上，首先要冲出亚洲，争取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和2014年世锦赛取得更好的名次，然后申办就有更大的把握，也更加光彩。在我国，篮球的群众基础比起足球要雄厚得多。建议篮协要把工作重点投向学校。目前几乎所有中学都至少有一个篮球场。全国有多少中学和中学生，算算这笔帐就会产生信心。未来的训练体制必须向有条件的学校转移，这是不可抗拒的趋势。同时我们也培养了不止一个像姚明这样走向国际球坛的世界级选手。我们要研究和推广他们的训练经验，在学校中发现人才。加以重点培养。在13亿中国人口中。有上亿的青少年，我就不相信训练不出10个姚明来。那时肯定就是我们申办成功之日。

——读报随感之六

    媒体在报道体育竞赛的结果时，往往形容获胜一方、特别是常胜不衰的队，喜欢用“蝉联”、“囊括”、“包揽”、“满贯”、“垄断”等字眼来形容。当然对于像我国乒乓球和羽毛球在国际比赛中的突出成绩，我们似乎是心安理得，也可以说是当之无愧。但最近法新社在5月18日发出的一条电讯，对此提出了质疑。大概是《参考消息》编辑部给加了一个十分醒目的标题；《中国垄断乒羽项目发人深思》。

   我作为一个老体育工作者，我对建国初期乒乓球和羽毛球是如何借助香港同胞和印尼华侨的优秀选手而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历程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大家都不会忘记，早期的乒乓球队，从教练梁焯辉到运动员姜永宁、傅其芳、容国团都是来自香港。羽毛球如侯加昌、汤仙虎、陈福寿、陈玉娘等均来自印尼。当然内地乒乓球在上海也有一批优秀选手。由于他们的传帮带和创造性的努力，才使这两个项目的训练走上了科学的轨道。于是新人辈出，做到了常胜不衰。这是新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一个缩影。乒乓球队后来成为我国运动队的标兵，但开始并非如此，可以设想，使他们适应环境就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所以我认为这两个队伍的成长和成熟，离不开政府的关怀，政治思想教育和刻苦的科学训练。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两个项目的群众基础非常雄厚，这也是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也不能忽略我们体育科研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和科研保障。据我所知，仅仅是为了弄清乒乓球的旋转性能，就会同其他国家科研部门研究了好几年。这是其他国家不容易做到的。

    我和乒乓球队有几段难忘的情结。首先是中国参加国际乒乓球联合会是新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第一步。大概是1952年夏天，中央办公厅通过团中央国际联络部转来国际乒联主席蒙塔古给朱德同志的一封信，邀请中国参加在罗马尼亚举行的世界锦标赛。蒙塔古是英共党员，而朱老总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名誉主席，这就是这封信的来头。我亲手承办了这件事，并参加了准备工作。这是新中国运动员首次参加世界性体育比赛。文革前我在体育科研所情报资料研究室，分工篮球和乒乓球的国外情报研究。在乒乓球方面积累了大量资料档案并经常给国家队介绍国外情况。在1961年26届世乒赛前夕，突然传出日本队以一种魔球横扫欧洲的消息。国家体委责成我们所立即弄清这一情况，我们于是成立一个研究小组，由日、英、法、瑞典和匈牙利文的研究人员参与，着重收集和翻译有关资料和日本出版的有关书籍。终于弄清情况，由我执笔写了研究报告和科普文章，详细介绍了它的来龙去脉，及时提供给国家队，他们组织运动员模拟训练，结果获得全胜。当时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同志在总结会大上表扬科研所立了一大功。总局王鼎华同志在他撰写的《乒乓运动的春天》一文中记录了这件事。他说：“熊教授找出了当年他撰写一篇文章《谈谈弧圈形上旋球》。原发表在1961年2月23日《体育报》上。笔者阅读了这份发黄的剪报，觉得篇幅不长，但集中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揭开了弧圈球的奥秘，在当年的‘乒乓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竞技体育的一个运动项目，“常胜不衰”是否可取，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开始有人思考和怀疑。例如目前担任体育总局领导职务的前乒乓球队领队蔡振华就认为“非常危险”。刘国梁在网上也表示这样不利于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可喜的是他们把狭隘的眼光转而放眼世界了。国际化是现代体育的总趋势之一。如果一个项目长期由某一个国家“垄断”必然会扼杀它的成长和发展。运动成绩和运动技术总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无论是轻重竞技还是球类和技巧项目，它的发展离不开相互竞争。竞争是竞技体育的本质，没有竞争就不可能有进步。取胜不是竞赛的唯一目的，可以说它是一种手段。体育竞赛是人类天性的一种发挥。澳大利亚学者考德威尔在《国际体育运动与民族意识》一文中引用洛伦茨的一句话：体育竞赛是“随着人类文化的进步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礼仪化的战争。”他在结论中说：“一个国家日益成熟（或趋于稳定）的标志，也许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在体育以外的许多方面表现出应有的成就。”这一点我们就已经有所体会。现在我们的人民大众已经不像早期那样对体育冠军和金牌那么孜孜以求和沾沾自喜了。这是一种社会进步。

    在这里我们重温一下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顾拜旦的教导也许是有益的。他引用一位大主教的话说：“The important thing in those Olympiads is less to win than to take part.”(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参加比取胜更重要。）这不等于说在竞赛中不去争取胜利。我们要把胜利放在发展世界竞技体育的前提下，思想认识就更加高尚、更加豁达、更加超脱了。北京奥运会期间，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说得好：“奥运会是一种境界。”我体会所谓境界，就是思想境界，精神境界和理想境界，也就是“更快、更高、更强”的积极向上，争取胜利的奥林匹克精神，也是人类追求真、善、美的崇高理想。最终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而做出贡献。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审视比赛的胜负，我们就会忽然开朗，做到“胜不骄、败不馁”。毕竟体育竞赛是一场游戏。

    竞技体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向人类的生理极限冲击。不仅轻重竞技项目如田径、游泳、举重、速滑等是如此，而且技巧性项目如体操、跳水、蹦床也莫不如此。球类虽然没有量化指标，但技战术的变化和训练方法的改进都会遇到生理极限的挑战。以乒乓球为例，最早它仅仅是一种宫廷游戏，称为“table tennis”(日文用汉字“桌球”，我国曾用“台球”）。在技术上无非是你推我挡。现代乒乓球的运动量已大大超过一般运动项目。看过徐寅生和李富荣对打12大板的场面，就会感到乒乓球的运动量决不亚于网球和羽毛球。人类在体育上向生理极限冲击要靠全世界运动员的共同努力，如果一个项目长期为一个国家所“垄断”，就会挫伤别的国家运动员的上进心，这就不利于一个项目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就是我们过去由于不懂国际竞赛的潜规则而提倡所谓“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错误口号，采取让球的做法，这是错误的。因为它违背了竞技体育“费尔泼赖”（fair play）的公平竞争的原则。这对比赛双方都不利。在国际上影响很坏，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我们在比赛中该怎么打就怎么打，要打出风格，打出水平。这并非问题的所在。

    我认为，我们在优势项目上要做到不垄断、不包揽，最好的办法是以发展运动项目的技战术水平为己任，满腔热情地把我们的训练方法和科研成果公诸于众，把我们的创新技术在适当时期向全世界传播，目的为了共同提高，争取尽快在国际比赛中出现群雄逐鹿的新局面，这样不仅能提高世界的项目水平，同时也才能够更加提高我国的水平。也不妨结合旅游，开办一些国际培训班，还可以增加收益。事实上我们有些项目的援外教练已遍及全球，这是件大好事，应该支持。

    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竞技运动水平整体来说还不高，尤其是田径、游泳、三大球等基础项目水平在国际上处于中下流水平，我们也迫切需要向强队学习。如果大家都能按照奥林匹克精神来进行交流，那么世界竞技体育的水平会加速发展和普遍提高，人类挑战自然，向生理极限的冲击将取得更大成就。

         ——读报随感之五 

     今晨，在凤凰卫视的早间新闻中看到两幅极不协调的画面，一是在福建召开的海峡论坛规模空前，总共有两万人在各地参加，台湾各界来了7000人。这表明两岸同胞对于民间往来是多么重视和向往，这是一年来两岸共同努力的结果，两岸隔阂60载，今天有这样的局面是多么来之不易啊！另一个画面却是台湾民进党的呛马保台大游行，他们声嘶力竭地反对马英九的两岸和解政策。这两个画面形成鲜明对比，实在发人深省。在这样一个时刻，我想起了为两岸和平奔走呼号的台湾名流沈君山先生以及和他在瑞士相聚的一段难忘的经历。

   沈先生是一位留美的天文学家，与杨振宁、李政道同为我国著名学者。但他回台湾后几乎无用武之地，于是他把毕生精力用于教育事业，曾担任台湾著名的清华大学校长。同时他又热衷于政治，他以无党派身份和特殊的社会地位，对两岸和平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曾参与制订《国家统一纲领》，赞成“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主张。1990年，他曾3次来北京与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会见，每次会谈2-3小时。后来他在回忆录《浮生三记》和《浮生后记》中以很大篇幅记录了他为两岸和平奔走的情景。他近年来3次中风，已不能动笔和行走，但从他改写陆游的一首诗中可以看出他对两岸问题仍然放心不下。他写道：

    僵卧清华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中南海事入梦来。

   他的好友台湾《联合报》老社长张作锦对他的评价是：以学术为本业，以政治为副业，又沉浸于棋牌的文化意趣中。结论认为“先生之道一以贯之，为两岸找出路而已矣。”

   我认识沈君山先生纯属偶然。1984年夏天，我作为中国围棋组的组长陪同王汝南、华以刚两位教练到瑞士与法国的边境小镇波朗特鲁伊参加欧洲围棋锦标赛下指导棋。行前国际司的同志就告知，这次台湾沈君山也要代表台湾围棋界应昌期前往赞助。一定要注意不要出现“两个中国”问题，同时告知，沈先生对大陆友好，注意搞好关系。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件不简单的政治任务。

   这个小镇很美，只有 7千多人口，但家家户户的住宅建筑都不相同，有教堂、学校、植物园、博物馆、体育场等一应俱全，因此被称为“建筑博览城”。我们的住处被安排在一个中学的教师宿舍，因为当时正是暑假。他们搞比赛不像我们那么复杂，参加者食宿自理。只有我们来宾受到简单的招待。到达第二天清晨，我们到餐厅用早餐时。在我对面坐着一位50来岁的中国人，穿着讲究，气度不凡，我一眼看出他就是沈先生。于是我们坐在他的对面，我就主动和他打招呼：“请问您是从台湾来的沈先生吗？久仰久仰! 我们是从北京来的。”我就递上我的名片。沈先生立刻站起来和我们一一握手，我们就这样相识了。在短短的一周内，他就住在我的隔壁，我们愉快地在一起交流，谈心和外出游览。他平易近人，加上我们年龄比较接近，我又是在上海读的教会大学，所以我们一见如故，没有什么拘束。

   开幕那天，我事先给欧洲围棋协会主席赫尔德先生打了招呼，请他注意不要在开幕式上发生政治问题。他欣然接受，而且处理的很巧妙。在他邀请来宾上主席台时，他说：“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中国围棋界的朋友来参加我们的锦标赛，现在我邀请来自北京的熊斗寅先生和来自台湾的沈君山先生上主席台和大家见面。”这样他就很聪明地打了圆场。在后来我们和沈先生合作很好，有时他也和欧洲棋手下指导棋，有时也和我们两位教练下棋。记得当时欧洲朋友有一种误解，以为围棋发源于日本，因为日本围棋较早进入欧洲，他们用一个中国的古字来代替我们现代汉语中的“棋”字，按日语发音为“GO”。这在欧美都已约定俗成。在他们的汽车上、领带上、运动衫上到处都可以看见“GO”的字样。就在赛场上出售的日本棋具很多，也很漂亮，这一点我们自愧不如。为了纠正他们的错误观念，我们研究给他们讲一局唐代的名棋，这样有利于正本清源。因为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清楚，日本文化是从中国唐代引进的。这就不言而喻了。大家推举沈先生直接用英语给他们上了一课。我们两位教练在棋盘上演示。这样效果很不错。这次沈先生身着长衫，手握折扇，一派东方文人气息。我给他拍了照片，回国后和他特意为《新体育》杂志赶写的文章发表在一起，很有纪念意义。沈先生这次托运了一大批很漂亮的围棋具，赠给每一位参加者。我们也人各一套。至今我还好好地保存着。

   我们熟了以后，几乎谈话的内容和范围就扩大了。大家都清楚他和钱复、陈履安、连战号称台湾四大公子。在台湾的社会地位不是一般，据他说他可以自由出入蒋经国官邸和台北的高干俱乐部，所以他所了解的事情也很多。例如他告诉我蒋介石的遗嘱；蒋经国去世时也和周总理去世一样自发送别的十里长街等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对两岸和平统一的主张。他曾在台湾报纸上写过不少文章，鼓吹两岸开展经济竞赛的主张。她特地请我带几份面交给当时的北大校长丁石荪，因为他听我说我和石荪是老朋友。

   沈先生在大学时是体育爱好者。他对两岸体育交流的贡献也许鲜为人知。他以顾问身份参加制定了两岸国际奥委会的会籍与奥运会参与问题的名古屋决议。这是一次智慧的决议。如今不仅“中华台北”已经成为台湾参加国际体育比赛的条件，而且在其他国际组织中也应用这个称谓避免了“两个中国”。我们曾在瑞士共同观看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开幕式。他当时感到唯一遗憾的是在开幕式的入场队伍中。中华台北队没有和中国运动员联贯入场。

   我们和在瑞士的我所留学生共同到瑞士农村去参观，受到当地农民的热烈欢迎，因为他们还没有见过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姑娘。我们有时在食堂共饮他带来的金门白酒，据说他们称为金门茅台。他很风趣地说，台湾的火柴盒上都有“反攻大陆”的标语。这是向大陆学的，因为大陆给金门送去的商品上都有“一定要解放台湾”。

   他比我们早走一天，我们特地到车站和他话别。通过一段相处，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很热情，没有架子，非常健谈，也非常开朗。他知识渊博。见识很广。和他交谈，受益匪浅。总的看来，在他身上兼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结合，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文人雅士，是一位地道的文化人，也是一位爱国者。

   25年过去了。他几度来大陆，我都没有机会去见他。原因很简单，他有任务在身，我不便去打搅。最近在网上才得知他三度中风，目前只能在台北清华园内疗养。他大概比我小3岁，从照片看他也老多了。我想他应该为两岸的和解而感到高兴，他的努力没有白费。我衷心希望沈先生以愉快的心情安度晚年，实现他两岸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终归统一的心愿。

——读报随感之四

     我对宝岛台湾的特别关注，大概是从1990年北京亚运会体育科学大会开始的。当时我在全体大会上用英语报告了《海峡两岸体育制度的比较研究》。出乎意外地受到来自对岸的40多位学者的重视。其中有资深的吴文忠教授，他是在台湾建立比较体育学科的第一人，并在台湾出版了内容丰富的《比较体育》教材。他一生体育理论著作很多，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前辈。我们相见恨晚，一见如故，他盛赞了我的发言。同时通过吴教授结识了不少台湾朋友，其中包括著名人士李庆华先生和当时的台湾当局体育负责人。后来听说我的论文在台湾发表了。一个有趣的话题是我始料未及的，就是台湾朋友问我，为什么我敢于把大陆和台湾并列研究，可见他们对此十分敏感。其实我本来就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通过大量资料文献研究，认识到台湾的体育制度主要是延续了旧中国的体育制度，同时又吸取了美国和日本的一些长处。因此我的研究包含新旧中国体育制度比较和两岸体育制度比较的双重含义。我在前言中是这么说的：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海峡两岸体育制度的比较研究，发现各自的优点和不足，取长补短，求同存异，以促进祖国大陆和台湾的体育发展，加强相互间的学术交流并加深了解，为推动祖国统一和振兴中华体育做出贡献。

    岁月匆匆，将近20年过去了。但我从此对台湾更加关注，无论在体育方面还是政治动向和社会发展，我都萦萦于怀。台湾体育界朋友3次邀请我访问台湾，在台的亲朋好友也盼望我去台湾看看，可就是阴差阳错，未能成行，遗憾终身。我目前只有通过每天坚持看央视国际频道的《海峡两岸》和凤凰卫视来了解台湾的动态。

    马英九执政一年来，台湾社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特别在两岸交流方面，成绩显著，可以说是可喜的良性发展。须知他们团队一年来在台湾经济衰退的基础上又面临世界金融风暴，真是雪上加霜，同时还要应付反对党的处处刁难，唯恐天下不乱。而今天马团队能取得民意的理解，给了他们高分，这是很不易的。但就在这个时候，民进党却要组织反马呛马大游行，究竟是何居心？他们危言耸听，说什么台湾面临生死存亡关头，似乎两岸和解就会消灭台湾，这话从何说起。这些人的心态实在令正常人无法理解，他们忘记了祖先，忘记了历史地理，也没有认清现实。两岸和解已经给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为什么这帮政客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

    从这个畸形现象使我不得不怀疑台湾一直标榜的所谓“民主政治”的实质是什么？在《大众传媒与民主政治》一书中，对民主政治是这样界定的：奉行多数人统治的一种政治制度。在政治学的概念中，民主（希腊文demos）意为人民。其定义为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任何一个政党，应该懂得并履行这个民主原则。如果一个政党脱离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只是靠掀起族群仇恨来维持其存在的价值，那实在是可悲的。远的不说，就拿近几年在台湾“立法院”所发生的暴力丑闻，就足以说明台湾的“民主政治”是个什么状态：

    ——2001年3月28日，男“立委”殴打女“立委”李庆安；

    ——2004年12月22日，无党籍“立委”朱星羽与民进党“立委”余政道一言不和，朱被殴打；

    ——2008年10月22日，国民党“立委”洪秀柱与民进党“立委”管碧玲发生肢体冲突；

    ——2009年4月22日，民进党“立委”邱仪莹只因为资深“立委”李庆华在辩论时要她“有点风度和教养”就被邱当众打了一耳光。居然还说：“这不是暴力，而是为自己，为女性讨回公道。”真是荒唐到了极点。

    够了，这仅仅是举几个例子而已，在台湾“立法院”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动不动就给“院长”王金平扔鞋，“立委”相互砸东西，甚至造成流血事件。更有甚者，绿营支持者竟然追打以学者身份访问台南的大陆海基会副会长张铭清，民进党“立委”竟在“立法院”声称“对敌人不必客气”。就连大陆电视台的记者柴璐也差一点遭到殴打。最近还发生民进党“立委”反锁会议室不让开会的闹剧。试问这是什么社会，是民主社会吗？难道这不是对台湾民主政治的极大讽刺吗？

    我无心卷入台湾的政治现状，只是同情台湾同胞在这困难条件下，本应同心协力，搞好经济，改善民生，让大家过好日子。但是政党的纠纷使社会混乱不安。尤其像“立法院”这样的机构，在台湾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但我们看到的是政客们整天忙于竞选和夺权，丑闻不断，更不用说那种骇人听闻的前领导人贪腐大案了。真是老百姓遭殃！一个政党不能丧失理性，不能认为执政党就是在野党的势不两立的仇敌，凡是执政党的一言一行，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反对，一律抵制。完全不顾人民的利益。这样的政党是不会有前途的。因为它脱离了人民，就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我们和台湾的政治体制不同，难以比较。但美国民主政治的现状和台湾相比，就可以看出台湾的所谓“民主政治”是何等不够成熟。大家记忆犹新，当奥巴马和希拉里在党内竞争总统候选人时，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两党之间的竞选更不用说。但当人民选中了奥巴马时，希拉里竟能和竞争对手精诚合作，担当要职，关系非常协调。更令人十分感动的是当奥巴马就职典礼时，共和党竞争对手也赴会庆祝。这才是真正的民主，一切服从人民的意愿，一切以国家的利益为重。

    我衷心希望台湾同胞在新形势下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解局面，大家认定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长远目标，奉劝那些无聊的政客好好学点政治学的ABC，不要兴风作浪，应该尊重民意，把民主政治建设好。使台湾成为一个民主的、繁荣的、和谐的、健康的现代社会。让台湾同胞过上安居乐业、兴旺发达的好日子。

    说起琼花，我总容易动情。我也说不清是思乡之情还是对少年时代的怀念。因为不仅琼花是扬州的市花，而且琼花和扬州在历史上确实有不可分割的情缘。2000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郭明道编辑的一本《扬州琼花诗词》，他收集了从唐宋以来大约有30位著名诗人写的100多首诗词，对这一奇花赞叹不已。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特为琼花建立无双亭，认为琼花是扬州独有的花，天下无双。他在诗中写道：“天上仙女号飞琼，不知何时谪广陵”。宋韩琦诗云：“维扬一枝花，四海无同类”。王信诗云:"爱奇造物剪琼瑰，为镇灵祠特意栽。实际扬州千古胜，名传天下万花魁。”

    我儿时就读的小学在扬州解放后就叫琼花观小学，这个小学位于扬州城东琼花观街。1977年改名为东关中心小学，我是东关小学的校友。 2002年去扬州参加了扬州中学和东关小学同一年的百年校庆。现在东关小学已经发展成为江苏省著名的实验学校了。这里留给我最难忘的是我们每天放学前操场集合唱的一首《夕歌》。也是我们学校的校歌。词作者是著名文学家李叔同。这首歌情真意切，歌词优美，催人向上。它的曲调和歌词至今难忘，而且很值得推广：

     “光阴似流水，不一会儿课毕放学归。我们仔细想一回，今天的功课明白未？老师讲的话，可曾有违背？父母望儿归，我们一路莫徘徊。将来治国平天下，全靠吾辈。大家努力吧！同学们，明天再会。”

    琼花观的来历不甚清楚，据说建立于公元前12年，即西汉元延2年，距今已有2000年历史。我在抗战时期读扬州中学初中的时候，操场西侧确实有个琼花台，直径大约5米左右的八角形的大花坛，四周是由青石砌成的，很坚固，所以历经沧桑，依然存在。但台前一座以琼花观命名的道士观，只留下断壁残垣，一片废墟了。这可能就是宋代诗人所作《咏扬州后土祠琼花》的后土祠了。我们几乎每天放了学就一窝蜂似地跑到操场打闹，这座琼花台就成了我们这帮天真无邪的孩子们的“战场”。清代诗人毛奇龄有一首著名的七绝，感叹地写道：“何年创此琼花台，不见琼花此观开，千载名花应尽有，寻花还上旧花台。”扬州现在又恢复了琼花观的建筑，成为一个旅游的景点。这是值得告慰古人的。

    关于琼花有太多的传说，在扬州最为家喻户晓的莫过于隋炀帝开凿运河   看琼花的故事了。隋炀帝是个昏君，一天他上朝时问诸大臣，他昨夜梦见一种奇花，形状如何如何，问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花。大臣们相觑哑然。炀帝大怒，命令出榜招贤。最后扬州有一个姓王的书生，他确实知道在扬州一道士观中有此奇花。他就揭榜进京，面陈炀帝，炀帝大喜。乃赐封该书生为扬州太守。书生为了讨好炀帝就说：“此花只有皇上亲临扬州才得盛开。”于是才有隋炀帝开运河到扬州看琼花的传说。后来隋炀帝也就在兵荒马乱之中死于扬州。据说他终未得见琼花一面。又有记载南宋淳熙年间，曾两度将扬州的琼花移植开封宫内，但从不开花，憔悴而死。因此现代诗人揽月客《琼花》词云：“花仙骨傲，不肯媚君王。”和“不居宫阙，只愿住维扬.”的赞美。我们通常说草木无情，其实万水千山总是情。只是人们感受不到罢了。

    至今在植物学界对扬州的琼花是否就是古代的琼花还有争议，我想这是学术界的事情。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人们一致公认的琼花，在植物学上定位为忍冬科落叶和半常绿灌木，高达3米，4-5月满树盛开洁白花盘，直径约 20-30厘米。形状与一般花卉不同，在每一花序上有有性花和无性花，中间是小型无性花簇生在一起，形成一个圆盘，通常由八朵小花围在四周。所以通常人们称它为 聚八仙或八仙花。花初开始洁白，有清香。然后微黄，最后略带粉色。10-11月满树结红色果实，也有观赏价值。枝、叶、果均可入药。琼花并非扬州专有，在江苏

    昆山市的公园里也发现了它的踪影，于是昆山市也称琼花是该市的市花。这大概和现任扬州市长是从昆山调来的情缘有关吧。其实在浙江和河南也都发现有琼花，只是品种不同而已。我现在居住的润园就有几株“天目琼花”，花形酷似，但花序只有扬州琼花的四分之一大小，也没有香气，观赏价值差多了。

    我自幼受父亲的熏陶，非常爱花。每天放学回家、特别是节假日，有许多时间消磨在小园里，浇水、松土、剪枝样样都会。园子虽然不大，但有假山和很漂亮的读书亭。亭子面朝东方，四周有玻璃窗户。亭前悬挂着扬州著名书法家陈含光的“迎晨亭”横匾，两侧是我父亲好友史伯伯题写的对联：“迎来素月同酣酒，晨汲清泉为煮茶。”迎晨是我兄弟俩名字的谐音，酒茶是我父亲的两大嗜好。亭内有“开卷有益“的书柜和棋桌，布置得古色古香。这些虽然时过境迁，早已荡然无存，但却深深埋在我的记忆里。如今我已届高龄，爱花如故。有幸住处有很大的院落，除了冬天，一年三季都有盛开的鲜花，从早春的玉兰到深秋的菊花，能说出名字的至少有30多种。但我仍然不时怀念家乡迷人的琼花 。

    我心中的琼花是一种不平凡的奇花。她有玉兰般的高雅脱俗，似乎不畏早春的寒风而挺然开放，给人们带来春天的信息；她也像是夏日的荷花，出污泥而不染，亭亭玉立在炎日之中；她更像秋天多姿多彩的菊花，傲霜而怒放，显示出一身傲骨。她也能和冬季的岁寒三友为伍，在皑皑白雪中吐露芬芳。总之，一种花卉能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说明她的不平凡。同时种种历史传说和文人墨客的赞美确定了它存在的历史价值。今天我们赞美琼花就是赞美中国的文化和我家乡的风情。同时，我们也要感谢大自然给人类和一切生物带来的恩赐。

    昨夜，就在我萦回于对琼花的思念时，朦胧中梦见我的院内琼花盛开了。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香气袭人，我为之惊醒。开灯一看，正是午夜时分。我久不能眠。于是找来一支笔，写了这首不像样的打油诗，以表心怀：

     少小嬉闹琼花台，不识名花何处开。

    漂泊半生归故里，始见湖边仙花栽。

    烟花三月春光好，琼花盛开如云彩。

    朵朵白云飘忽处，八仙围坐碧玉盘。

    孰谓草木总无情，花不媚君恋扬淮。

    有人比作花仙子，仙女有情下凡来。

    我爱琼花，是因为琼花是扬州文化的标志和象征；我爱扬州，不仅是因为扬州是抚育我成长的沃土，而且扬州的文化、包括奇异的琼花是人类和自然界结合的精华。 

  ——纪念扬州会议三十周年

    当《中国学校体育》杂志的同志要我谈谈扬州会议前的调研工作时，我欣然接受，因为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我感受很深的一段经历，至今难以忘怀。说起扬州会议，大概在我们体育教育界都十分熟悉，那就是1979年5月由教育部、国家体委、卫生部和团中央联合召开的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经验交流会议。其实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学校体育工作会议。人们把它称之为新中国学校体育发展的里程碑，是很确当的。

    我有幸参加了会前的调研准备工作，对我真是一次偶然的学习机会。我们调研组共5人，组长是北京体育学院副院长徐英超，组员有教育部体卫司的朱丰诚、北京体院的曲宗湖、北师大的滕子敬和我，我算是国家体委的唯一代表。我当时在体育科研所情报资料研究室担任研究人员。我从国外资料的翻译和研究中认识到学校体育的重要性，因为它是一切体育的基础。我曾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表过许多有关学校体育的译文和文章。我想这可能就是让我参加这一活动的理由。

    从现代体育的发展史来看，体育这一社会现象是从社会走向学校，又从学校走向社会的过程。1828年英国教育家托马斯·阿诺德在担任格拉比学校校长时把民间流传的竞技游戏引入学校，成为学校的体育课程。他被后世称为现代体育之父。事实上，他也应该是学校体育之父。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奠基人皮埃尔·德·顾拜旦十分推崇阿诺德的创举，他两次赴英考察，回国后于1888年和1889年先后出版专著，呼吁在法国和欧洲推行英国的体育教育制度，进行教育改革，开始遭到多方反对，终于获得成功。他提倡恢复古代奥运会，实际上也是他教育改革的继续和发展。他强调体育必须与文化教育相结合，进一步发挥体育的教育作用，从而使体育走向世界，成为国际文化运动。实践证明，体育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学校体育是社会体育（或群众体育、大众体育）和高水平竞技体育的基础，这是很多同志对体育的共认。

 会前调研回顾

    我们调研组大概是在春寒料峭的3月底从北京出发的，一共考察了3个城市的近10所学校，历时约20天。这些学校在当时是选择有典型代表性的。由于我们是中央部委派出的调研组，有着传统观念中的“钦差大臣”的味道，所以地方特别重视。每到一处都要宴请，但徐老是位真正的学者，廉洁奉公的共产党人，他一概婉拒。我们只吃普通饭，也不用专车，他给我们做出了良好的榜样。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时当早春，乍暖还寒，我们的活动大多是在户外体育场，所以年事已高的徐老感冒发烧了，我们劝他休息，但他仍坚持去看课。他说：“我一看见孩子们上体育课，就什么病也没有了。”老一辈教育家的这种敬业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由于时过境迁，印象已较模糊，但有几件事却历历在目，至今难以忘怀。我们第一站是到山东烟台，当时烟台的学校体育是全国比较优秀的，的确名不虚传。我们在一所市立中学看课时，惊喜地发现几个班的初、高中学生列队时从排头到排尾身高差别不到10公分，这反映他们的生长发育和体质普遍良好，这在其它城市几乎是看不到的。他们的体育设施也比较好，体育课上的很正规，不愧为全国的示范。我们也发现这些学生的体质除了体育锻炼而外，还有地区的特色。烟台地处渤海湾，水产和水果都极为丰富。学生的遗传和营养条件都较为优越。而且烟台地区在文革中破坏较小，社会安定，充分就业，民风淳朴等等都是不可忽略的社会因素。

    我们还考察了当地的两所农村小学，当然教学条件比城市差多了，但教师非常努力。我记忆犹新的有两件事：一是在一所小学看到体育老师自制的教学用具，他运用物理学原理给同学讲解技术动作，例如它用一个圆球和一个正方形的木块来说明前滚翻动作的要领，只有团身好才能滚翻好。又如投掷铅球和手榴弹用什么是角度是最佳角度。既有实物，也有挂图，说明这位老师是个有心人，他善于把智育和体育相结合。而且在困难条件下亲自动手，就是今天也值得提倡。另一所小学是一所条件极差的农村小学，就有一间破旧的茅屋，大概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学校了。他们的体育器材是自制的，例如用泥巴和树枝做成的哑铃，我们看了一堂爬竿比赛的体育课，孩子们分成两组，口含一个用树枝扎成的花环，然后互相接力。竹竿绑在树上，地上光溜溜的。孩子们依次爬竿，下落也没有任何缓冲的保护设施。口含花环互相传递也不卫生，我们当场就提了些建议。这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落后也最令人心酸的体育课。但我们对乡村体育教师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得不肃然起敬。

    在文化古城苏州我们参观了一所女子中学高一班的体育课，从教学条件和场地设备来说是一流的，课也上的很认真。但是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苏州的姑娘们显得太纤弱了，极大部分都是瘦高条，称得上是亭亭玉立。但当他们做一次双人抬人30米往返跑时，大部分不能完成。我们当时就想，如果让这些姑娘们上战场当护士，她们能胜任吗？据我所知，我们江苏一带的孩子们早上只喝稀饭上学，营养显然不够，的确要从改变生活方式做起。现在一定有所改变。

    最后我们在繁华的上海考察了著名的上海大境中学。当时被视为艰苦奋斗的典型，媒体誉为“在螺丝壳里闹革命”。他们整个体育课就在一块大约只有20平米的四合院内，课间操只能在教室里做，有些跑步不得不在里弄里跑。谁也不会相信这里会培养出体育人才。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培养出一些取得名次的选手。这里的一位特级体育教师，可惜我忘了她的名字，她顾不上自己家里的孩子，整天和同学们在一起，同吃、同住、同训练。一时大境精神传遍中国。上海市人民政府在1979年命名大境中学为市属重点中学，条件有所改善。2000年大境中学与上海外国语大学合作办学，迁至浦东新区，目前拥有5500平米的草坪球场和4个篮球场以及室内体操房和射击中心。30年来大境中学的巨变事实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学校体育发生巨变的缩影。

    通过这次调研，使我大开眼界，增加了不少感性知识。我个人得出的总印象是：尽管建国已30年，但学校体育仍处于落后状态，在教育和体育中仍未摆正体育应有的地位，同时师资缺乏，待遇太低，教学质量不高。学校体育场地设备普遍不足，且被大量占用。体育经费没有保证。学生体质下降。但多数体育教师十分辛苦，工作非常努力。我想这就是举行扬州会议的时代背景，也是举行扬州会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扬州会议的启示

     扬州会议是在文革后拨乱反正的新形势下召开的。十年动乱使中国教育事业受到无情的摧残，体育教育当不例外。同时，扬州会议决议的贯彻与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同步进行，这无疑提供了最可靠的社会保障和物质条件。下面我想引用教育部组织编写的《学校体育史》对扬州会议的评价。该书认为：

     扬州会议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会议，是“文化大革命”后，学校体育、卫生工作在思想认识、组织领导、教学研究、实施管理等多方面的一次全面拨乱反正的重要会议。标志着我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步入了法制化建设和管理的新阶段。这次会议研究解决了我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中拨乱反正、恢复发展的几个重大问题。该书归纳了3个问题：

      1. 重新确立了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重要地位，为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2. 加强了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组织领导与队伍建设。

      3. 坚强了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制度建设。

   30年来，国家教委（教育部）和国家体委（体育总局）在贯彻扬州会议纪要的精神和贯彻执行4个暂行规定（后正式颁布《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和《学校卫生工作条例》）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政策方针方面是不遗余力的，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根据科学发展观的精神，不断调整体育教育理念，使之与时俱进，加上全体体育教师的辛勤努力和不断创新，特别是国家经济的发展，给体育教育提供了更多的物质条件，以致获得今天的巨大进步。可以说大大改变了中国学校体育的面貌。这方面有目共睹，我就不必一一列举了。我只想谈一点个人的体会。

    1.学校体育在素质教育中的独特作用:这些年国家教育方针是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我们知道，素质教育应该包括思想素质或政治素质、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等等。学校体育在素质教育中起到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当今是一个充满激烈竞争的时代，培养竞争精神是体育教育的一项任务，因为竞争是体育的本质特征，学生在体育锻炼或训练中必然经受精神、意志和体力的磨炼与考验，这就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思想素质和身体素质。为什么美国几乎所有总统都是学校中的体育尖子。日本松下电器的创业者松下幸之助在选拔人才时要求有具备运动员素质的人才。这就可以看出体育在培养竞争素质中的独特作用。

    2.学校体育对高水平竞技体育的贡献:北京奥运会不仅圆了中国的百年梦想，而且成绩辉煌。试问这些运动员最早参加体育活动的启蒙老师是谁呢？最初引导他们对体育发生兴趣的是谁呢？毫无例外，那一定是体育老师。更不用说后来参加校内的课余训练了。所以我们决不能忘记他们的功劳和贡献。也许他们永远是无名英雄，但历史决不会忘记他们的功勋。由此看出学校体育对高水平竞技体育的贡献。

    3.高水平竞技体育对学校体育的促进作用: 高水平竞技体育对学校体育的发展和提高也起到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以北京奥运会为例，这百年难遇的盛大体育文化节日，对每一个中国人、甚至全球华人，特别是青少年，无一例外地受到教育和鼓舞。他们不仅激发了爱国主义和参加体育活动的热情，而且从观赏中体会到体育的乐趣和奥林匹克精神：团结友爱、公平竞争、不断进取、重在参与以及“更快、更高、更强”的口号，都体现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对真、善、美的追求。加上我国在学校中开展了阳光体育活动和奥林匹克教育，这对学校体育是不可估量的促进。

    4.新闻媒体对学校体育的积极推动作用：30年来，新闻媒体在贯彻扬州会议和报道学校体育改革方面也作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应该承认《中国学校体育》杂志在体育教改和推动教学研究方面所起的特殊的积极作用。也正是在扬州会议启发下， 1980年夏天，朱丰诚、曲宗湖和我发起出版这份杂志。当时我们认为应该有一份指导学校体育的权威性刊物，贯彻政策方针，交流教学经验，促进学校体育健康发展，也是为了填补一项空白。我们赤手空拳，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北京体院副院长赵斌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在1981年创刊了。我曾在外地讲学时问过许多体育老师，他们一致肯定杂志对他们教学的指导和帮助，称之为良师益友，我想这是符合实际的。因为它是我国唯一的官方体育刊物，不断及时发布政府的体育教育政策措施，使老师们心明眼亮，同时刊物信息量很大，发表了来自基层体育老师的实践经验和心得体会，这种交流无疑会启发他们的改革思路，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教学质量和教学创新。

对学校体育的期待与展望

     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30年，也是学校体育蓬勃发展的30年。当我们以十分喜悦的心情看到学校体育的进步时，我们决不能满足现状，应该温故知新，继往开来。这方面我相信有关方面正在研究深化改革的方案，我仅从个人的一些感受，提出一些建议：

    1.继续摆正学校体育在教育和体育中的位置:这个问题似乎有点杞人忧天,但我们如果回忆南翔同志在扬州会议的一番语重心长的话,我们就会感触颇深.他说体育不是“小三门”，是德智体三育之一。如果我们放眼全国，体育是“小三门”的意识是否已经完全消除了呢？为什么有的中学毕业班体育课要为准备高考让路？为什么坚持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难以保证？为什么少数学校竟在少得可怜的体育场上盖家属楼或被其他单位占用？归根结底，人们没有把体育和数理化及语文、外语放在同等位置，这种状况应该改变。在体育界，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学校体育是一切体育的基础。以足球为例，如果没有学校的广泛开展，认真贯彻小平同志提出的“从娃娃抓起”，中国足球想翻身恐怕只是空中楼阁。

    2.培养一专多能的新型体育师资:在传统的错误观念中,总认为搞体育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可是21世纪已经进入网络和数码的信息时代，也出现了知识体育的新时代，所以传统的体育师资培养内容和方式已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可能有许多体育老师已经感受到这一点。例如学生的知识面往往超过老师，使老师处于尴尬境地。我看到法国教育部在20年前就出版了公开发行的《体育教师手册》，其中包括历史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知识；同时还包括生理解剖学、运动训练学、运动生物力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他们规定体育院校毕业后实习一年在通过资格考试后才能担任体育教师。所以我们也必须急起直追，赶上时代潮流。

    3.编写丰富多彩的体育课本:听说我国已出版体育课本,据我在多年前看到的日本出版的小学体育课本,至今记忆犹新,它作为体育课本, 除了安排了一学期的体育课程之外,还有大量的卫生、环保和安全知识。如果我们确认体育课包含德育和智育的因素，那我们就应该体现在体育课本当中。甚至在中学体育课本中可以包括适当的性知识教育的内容。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不妨因地制宜，编写不同地区的体育课本。

    4. 加强媒体的宣传报道和发挥刊物的作用： 如果我们确认学校体育是一切体育的基础,我们就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建议在教育台或中央台开辟学校体育专栏,定期播送学校体育新闻和经验交流.为了给现有体育教师“充电”,可在电视节目中设立各学科的知识讲座或论坛。同时在电视或广播中继续坚持奥林匹克教育的辅导，以便广大体育老师进行业余学习。继续办好《中国学校体育》杂志，也鼓励地方出版类似刊物。建议杂志增加理论版增刊，每年四期，因为不少教师反映，他们的论文没有地方发表。这关系到他们评定职称的切身利益，我们不能漠然视之，但也不能马虎从事，要摒除一切不正之风，坚持学术标准。

    5.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优秀运动员作出贡献:未来运动员的培养基地在学校,这将是体育改革的一项重大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文化学习和运动训练两不误，培养出具有德才兼备的优秀运动员，也才符合社会和家长的要求。未来中学的任务，不仅要发现运动人才，而且要建立运动俱乐部，开展课余训练，培养运动人才。这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值得我们研究和仿效。目前国内如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已初步摸索出成功经验。

    在纪念扬州会议30周年之际,我对未来学校体育的发展充满信心.我坚信, 在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的新形势下,随着我国教育和体育改革的逐步深入，学校体育一定会取得重大进展,必将为提高国民素质和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做出贡献。

                      （ 本文已在《中国学校体育》杂志2009年第5期发表）

——读报随感之三

      很久以来，人们对于学术界的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在报刊上时常发表有关这方面的报道，给予曝光和抨击，但时过境迁，不仅没有收捻和好转，而且越演越烈，颇有不可收拾之势，实在令人揪心。

   最近中外报纸都曝料了中国留法学生买文凭的丑闻，闹得沸沸扬扬。法国教授亲自出来证实，大概不是捏造。究竟如何处理，不得而知。但据报道，法国高等教育部和马赛检察官都已经介入此事，开展调查，而且并非个别案例，事情一定会弄个水落石出，我担心这会大大有损中国留学生的声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出留学人员与日俱增，应该说他们极大部分都能自律，勤奋地学习，真正达到深造的目的，然后回国做出更大贡献。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但不可否认，的确有少数害群之马，他们出国的目的就不纯，只是吃喝玩乐，游山逛水，大量花费国家和父母的钱财，挥霍无度，到头来一无所获。那只好买文凭来交代了。我在欧洲时，有一位瑞士伯尔尼大学的赫尔德教授就曾对我说过，中国留学生中有人不好好读书，只是混日子。这次有人把发生在法国的留学生丑闻和《围城》中的方鸿渐相提并论，钱钟书在《围城》中对当时的知识分子的遭遇刻画得入木三分，方鸿渐所处的时代和今天不能相比，他们为了在逆境中求生存，不得不弄虚作假，这是不得而已的，但也不是正确的。如今你只要有真才实学，都会有用武之地。多少“海归”在高新科技领域取得喜人的成就，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尽了一份力量。

   在我的亲戚朋友里，过早地把孩子送出国留学的大有人在，这是一种误区，我往往给他们泼冷水。留学的意义在于深造，连国内的大学都没有上过，就急急忙忙送出国。你是培养你的子女成为外国人吗？这种镀金的思潮就会助长孩子在国外鬼混而不是求知深造。因为他们没有思想和文化基础，很不成熟。须知留学是件艰苦的事情，要掌握好外语，再学一门专业，要付出辛勤的努力，谈何容易。我认为最好在国内读完大学或研究生再出国，才符合深造的要求和目的。有人说这是学历至上造成的危害，我认为不仅如此，家长的无知和盲目的望子成龙的传统观念是这类丑闻的根源。

   这些年我国学术界逐渐与国际上接轨，什么学位、职称都一一实行了。这本来是件大好事，但由于某些不正之风和腐化的侵蚀，有些确实令人痛心地变了样。举例来说，读研本来是青年学子的正当追求，也是我国培养高级人才的途径。但在个别单位竟把研究生导师作为一种贿赂，不顾国家规定的标准，给某某官员添上个博导的头衔，结果是误人子弟。评职称更是花样百出，往往把行政职务和学术职称混为一谈。我曾经就听说要给某某有贡献的教练评上教授职称。我们就曾公开反对。因为这根本不是一个系列。教练员可以评国家特级教练或功勋教练，但他们与教育系统的教授毫不相干。现在官员用所谓在职学习的名义而获得学位的人还少吗？

   在职称评定和研究生论文中容易出现弄虚作假，这是常见的一种“不端行为”但我感到震惊的是我们学术界竟有些不法分子提供了条件。《中国青年报》4月22日发表了叶铁桥的文章《学术刊物〈商场现代化>有偿看法论文——4年版面费收入数千万〉。记者暗访发现该刊来搞必登，每版收费600-800元，他们每月出3大本，每期近400页，200多篇文章。这哪里是文化产业，简直就是黑市场。更有甚者，我在网上竟然看到有明目张胆的代写论文的网站，明码标价，分门别类，简直令人发指。

   早在2002年2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对中科院张存浩院士的访问，题为《正视学术界“不正之风”》。张院士当时指出科技界的4种不正之风。一是求量不求质，数据粗糙，滥竽充数；二是欺诈行为，虚报论文篇数，引用他人成果不加标明；三是弄虚作假，剽窃、假造科研成果、篡改真实数据；四是利用评审机会抢先发表别人还未发表的新概念、新方法，属于侵犯知识产权。张存浩认为，出现这些问题，内因是主要的。外界环境，社会风气，立项、评审、奖励等机制也确实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另外缺少鞭策、缺少教育等等也存在。但主要还是受不正当的利益驱使，唯利是图。

   张院士提出，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他认为首先要从中学起加强道德教育，在研究生阶段进行科学道德教育。科研单位负责人不能推卸责任，也应加强教育。同时，他还强调科研人员应该加强自律。自觉接受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监督；还应建立和完善内部或公开的监督机制和批评机制。

   我认为，对于学术界的不正之风，切不可熟视无睹，掉以轻心。无论是科研人员还是教师或研究生，特别是留学生，你们都是国家的精英，在治学上要自觉自重。国家和父母给了你们学习条件和施展才能的机会，你应该好自为之，不负国家和父母的期望，何况今日之社会是充满竞争、挑战和机遇的社会，但也是容易见利忘义、鬼迷心窍、而身败名裂、后悔莫及的时代。我们每个做学问的人大多数都有发展余地，我们要珍惜这个时代来之不易。

   我很赞成学术界打假要把教育和惩罚结合起来，在中国5000年的灿烂文化中，诚信一直是从启蒙开始的贯串整个教育过程的内容。孟子曾说过：“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在世界范围，所有学者都提倡以诚治学。古希腊哲学家西塞罗说过：“没有诚实。何来尊严？”德国哲学家康德也曾说过：“诚实比一切智谋更好，而且它是智谋的基本条件。”。总之。我们要十分珍惜我们的学者身份，尤其我们的教师要为人师表，千万要引以为戒。我也赞成对那些不诚实的人要给他们曝光，就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并按情节轻重给予处分，绝不能姑息养奸。不这样就很难打击那些败类。同时要求国家要严格立法，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不受侵犯；对弄虚作假者给予严厉处分和法律制裁，以儆效尤。对那些不法经营论文的网站加以取缔。

   我衷心希望我们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不仅有更丰富的知识和高深的学问，而且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高尚的情操和道德修养，十分珍惜时代赋予我们的良好学习与深造的条件，老老实实、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坦坦荡荡地做人和做学问，更要自尊自重，不仅在个人事业上有所成就，而且立志在世界科学领域取得新成就，为中国知识分子争气，为中华民族争光。

   学术腐败绝不能任其蔓延，我们要大声疾呼：学术打假，刻不容缓！